玛丽·帕克·芙丽特是一位消瘦、秀气、气质非凡、魅力超群，却又一辈子未婚的传奇女性。她不仅是一位波士顿上层社会的社交名流，而且是一位具有重大建树的一流学者，她在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和哲学方面都有着极高的素养。这种不同学科的综合优势，使她可以把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内的知识融会贯通，从而在管理学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新型理论。有人认为，芙丽特的思想超前了半个世纪甚至80年。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的诸多探索，追根溯源都能在芙丽特那里得到启示。由于她对管理学的巨大贡献，当代的大师德鲁克把她称为“管理学的先知”。甚至有人把她与泰罗相提并论，宣称这位杰出的女性应当与“科学管理之父”并列，可称之为“管理理论之母”。芙丽特1868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昆西，这里临近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。在她的幼年，就承受了常人所没有的生活磨炼。她的母亲神智不健全，而她深深敬爱的父亲又在她十来岁时撒手人寰。作为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，芙丽特过早地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。有人说“苦难也是一座学校”。或许，正是因为童年的自立自强，芙丽特才比常人对生活的苦难有更深切的理解；正是生活的磨砺，使她养成坚强、独立、执着的个性。她早年从事社会工作的初衷，很可能与这段苦痛的经历有关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芙丽特从她的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，这使她不用为经济来源发愁，并为以后的求学生涯解除了后顾之忧。芙丽特的成就与她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。虽然童年生活缺少幸福和关爱，但是智慧女神在知识方面给了她足够的馈赠和补偿。芙丽特的早期教育，是在塞耶学院完成的。1898年，芙丽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雷德克利夫学院（Radcliffe College）毕业，并获得了荣誉文学学士学位。雷德克利夫学院的教师和课程都来自哈佛，哈佛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弥漫于校园中的求知探索精神，让年轻的芙丽特大开眼界，深受感染。后来，她还游学于英国和法国，在伦敦和巴黎都从事过正规的学习和研究，在英国剑桥的纽罕姆学院正式求学。她的学习显然不是为了文凭，而是为了求知。在大西洋两岸众多优秀学府的深造经历，以及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广泛涉猎，使她具备了一名学者应有的渊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。芙丽特早年在政治、法律、哲学上的训练对她的政治倾向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德国哲学家约翰·费希特（Johann Gottlieb Fichte）对她影响至深。费希特作为康德的弟子，在早年追随康德，崇尚理性，主张个人权利不可剥夺。后来他在政治哲学上转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，把理性至上与爱国热情融为一体。在费希特《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》中，处处表现这种建立理性王国的强烈愿望。为了德意志的复兴，费希特信奉个人自由服从于集体的民族主义，他认为，个人并不拥有自由意志，而是束缚于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人际网络之中。所以，个人的自我从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自我世界之中，使自我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我，直到全部融合成为一种“大自我”，而这种“大自我”又是所有人的共同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一思想，构成了芙丽特1918年的名作《新国家：作为大众政府解决方案的集体组织》一书中的基本思路。芙丽特在这本书中的名言是：“我们只有在集体组织之中才能发现真正的人。个人的潜能在被集体生活释放出来之前，始终只是一种潜能。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品格，得到自己的真正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