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的《管晏列传》道：”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”

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道：”亮躬耕陇亩，好为《梁父吟》。身长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”

孔子说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[...现在的民众都受到了他的恩赐。如果没有管仲，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衽（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）的衣服了！]

苏洵的《管仲论》：“夫天下未尝无贤者，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。威公在焉，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，吾不信也。”

梁启超曾说“管子者，中国之最大政治家，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。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，不少概见。”

亘古未有之贤相，跨越千年亦不过时。今天重提管子，亦发觉仍有益于吾囯，而其之经世治国之韬略，却不曾被今之众人所看重，此一大憾事也！他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，前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，许多改革举措对于今世早已过时，仍有诸多亮点值得深入学习借鉴。

首次将妓院合法化，引得春秋时代各国纷纷效仿，并且被历朝历代所采用，他开设国家妓院的初衷在于：1.为国家创收。《坚瓠续集》记：“管子治齐，置女闾七百，征其夜合之资，以充国用，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。”《魏书·龟兹传》：“俗性多淫，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。”

2.满足社会成年男子的生理需求，缓解社会矛盾，同时使得良家妇女免于骚扰。据《韩非子·外储》载：“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，以告管仲。对曰：‘臣闻上有积财，则民必匮乏；宫中有怨艾，则民有老而无妻者。”

3.刺激外国富有人士消费，同时吸引有才之人为齐所用。而齐国早就在首都临淄建起了“稷下学宫”，以极高的礼遇招揽人才。

当今世界，色情业完全合法化的国家是德国和荷兰，有些国家则既不提倡也不禁止，处在灰色地带。而我国对于色情业是严厉打击的，持严厉批判的态度，而对于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方面，仍认识不足。

治国必先富民，因为只有“仓禀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只有百姓安乐富足才会忠君爱国明事理。

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民富则安乡重家，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，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，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，陵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，而乱国常贫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必先富民，然后治之。”

“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。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。”导致国强民弱的秦隋两代，动用一切国家资源，压缩民生民意民权，民畏强权而存奴性，虽武功强盛国力雄厚，然终不过数载，犹可鉴之。

重视调节贫富差距，认为富人应该大肆消费，使得穷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善治国者会利用好穷人与富人。

“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，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，然者何也？国多失利，则臣不尽其忠，士不尽其死矣。”他认为，贫富差距过大，就会使人心向背。所以应该“先王知其然，故塞民之养，隘其利途。”对获取巨额财富的途径予以限制。

“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，贫则不可以罚威也。法令之不行，万民之不治，贫富之不齐也。”人太富了，利禄就驱使不动；太穷了，刑罚就威慑不住。法令的不能贯彻，万民的不能治理，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。

“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，钧羡不足，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，则君虽强本趣耕，而自为铸币而无已，乃今使民下相役耳，恶能以为治乎？”如果不调节贫富差距，只是超发货币，不过是互相奴役而已。

我国依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，然而赚钱机会却不多，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。正是因此，底层仍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干着又脏又累又苦的活计，却常年拿着固定微薄的工资，常常入不敷出。贫者卖力工作仍难生活，富者雇佣劳力财产暴涨，长此以往差距愈大。

"饮食、侈乐是人民的愿望，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，就可以使用他们。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，头戴牛角，吃野草，喝野水，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？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。所以，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，听最好的音乐，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，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。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，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。让富人奢侈消费，让穷人劳动就业。这样，百姓将安居乐业，百般振奋而有饭吃。"

铺张浪费虽是不良风气，却是人们生活的自然习惯，发展经济就需要利用好富人与穷人，洞悉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饭吃！

“积者立余日而侈，美车马而驰，多酒醴而靡，千岁毋出食，此谓本事。”

“吾疾贫富不均，今为汝均之。”往往导致一国乱局的，不是饥饿贫穷，而是不均。发展经济，绝不能只是把它做大做强，而应该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，使所有人都从中收益。

法不可滥用，太重则百姓惧怕，太繁则百姓困苦，太轻则百姓少安！

“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，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。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，莫不欲利而恶害。故上令于生、利人，则令行；禁于杀、害人，则禁止。令之所以行者，必民乐其政也，而令乃行。”法之令行禁止，定为民之好恶，才能施其效用。

“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，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故刑罚繁而意不恐，则令不行矣；杀戮众而心不服，则上位危矣。”律不可过宽过繁，否则民心抗拒。

“法者，将立朝廷者也；法者，将用民能者也；法者，将用民之死命者也。”法，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。法，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。法，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。

对于一些常发或突发的社会事件，是否应该一律用法律武器强制解决，还是从源头上从机制上去改变，值得去深入探讨。遇事必用法，则使民无自由，更使国无活力。

税不可广征，亦不可重征，也不可少征。既征得大量税收，又让百姓无所察觉。

他说:"即使不向万民征税，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。若是征收房屋税，会造成毁坏房屋；若是征收六畜税。会限制六畜繁殖；若是征收田亩税，会破坏农耕；若是按人丁收税，会断绝人们情欲；若是按门户收税，无异优待富豪。"

收直接税不如收间接税，认为收税的最好方式是寓税于价。

主张发展自由经济，遵循人们趋利避害享乐的心态，利用他们的心理区别对待。

救济不如自救。“如以予人食者，不如毋夺其事”高举“尊王攘夷”的大旗，采用威逼利诱的办法，亲近友邦打击弱邦，不断插手并平衡各诸侯国间的矛盾，维持其霸主地位。

先是与四邻修好，归还给以前侵占鲁国的棠、潜两邑，在南边有了可靠的盟友；归还以前侵占卫国的台、原、姑、漆里四邑，让卫国成为西边的屏障；归还以前侵占燕国的柴夫、吠狗两邑，让燕国成为北部的屏障。

征伐不义小国，得到周王室的支持。公元前680年，为讨伐背信弃义的宋国，平定其内部叛乱。邀请陈、蔡，同时奏请周天子，诉说宋的不臣之心，于是齐、陈、蔡三国会同大夫单伯的部分兵力，一同兴师问罪，宋于是请和。公元前679年，拉着周天子的代表单伯，约集卫、郑、宋三国国君一起在鄄地会盟，得到诸侯国的承认，被共推为盟主，第一次建立军事上的联盟。

公园前678年，约集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滑、滕等国在“幽地会盟”，再树威信。

出兵消除他国危险，维护诸侯安全。公元前663年，帮助燕国赶跑山戎部族，收复失地。公元前659年，联合宋、曹，共同救邢，赶走狄人。后又帮助被狄人侵犯的卫国，楚丘建都。

对强国以武示威，通过谈判解决。前656年，率领齐、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八国联军，先是讨伐违背礼数的楚之盟国蔡国，随后又进攻楚国并长久对峙。最后齐与诸侯国与楚在召陵结盟，再次彰显其霸主地位。

扶持亲齐的弱势一方，确立齐国的地位。公园前655年，约集鲁、宋、卫、许、曹、陈等国在洮会盟，将王太子郑扶上周天子宝座，是为周襄王。

政治上始终背靠周王室，并与其亦步亦趋。公元前651年，与各诸侯国在葵丘会盟，得到周襄王的超规格礼遇，至此王霸之业达到巅峰。

“故拘之以利，结之以信，示之以武，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，莫之敢背，就其利而信其仁、畏其武。 ”

当今世界格局，美国单级称霸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，依靠北约军事集团，欧洲有英法等盟友，亚洲有日韩，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，不断插手他国内政，主导世界大小政事，维持其霸主地位。辅以制裁、贸易战、反倾销等软手段，迫使对方屈服，赖因其主导世界经济的话语权。强大的经济军事外交力量，造就了今日的美国霸权。

我们一贯保持中立的态度，但是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，我们应当与时俱进，不能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。先贤之策，仍可一用，方能后来居上。

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他的许多治国之策，只适用于那个时代。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，管控商业与人口服务于战争，对国人的严密控制仍停留于奴役思维，偏重国家主导经济以获得巨额税收等诸多举措，依然过时。

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现在是否时机已到，国是否强，民是否富，外部是否利于我？

管仲曰：“不可。百姓病，公先与百姓，而藏其兵。与其厚于兵，不如厚于人。齐国之社稷未定，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，外不亲于诸侯，内不亲于民。公曰：“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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